答：蔡宽夫这段话主要是从批评晚唐苦吟派诗人入手，提出他在诗歌创作的几方面看法，其含义有两方面：一是认为写诗在内容上讲究情感自然流露，不能刻意而写，反对“有意为之”；而在艺术手法上反对过分雕琢、追求议论的诗风，并批评晚唐诗人的诗歌议论浅俚；二是从晚唐“苦吟”诗人说起，认为创作实是需要天分的，有的作家哪怕“日锻月炼”，耗尽心血也难以写出好作品，成不了名家。蔡宽夫的观点有合理之处，但也有不足之处，以下将从两方面进行阐述：一、主张自然浑成之诗
中国的古典诗歌创作历来追求自然，不仅要讲究创作源于自然，如刘勰“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还要求在诗歌风格上也体现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感。在蔡宽夫这里，所谓的“自然”有两方面：第一是诗歌内容上，要求创作时情感的真实流露，也就是不能“有意为之”，要在情感真挚的基础上做到“语到而实无见处也”。这一主张实际上也继承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提出的要“为情造文”而不能“为文造情”的观点。因此，蔡宽夫反对晚唐苦吟诗人的一大原因便是：孟郊、贾岛、姚合等人是为写诗而写，其诗思往往不是自然涌现，而是一开始就着意为之。姚合在诗中自称：“莫笑老人多独出，晴山荒景觅诗题”（《寄周十七起居》），就表现出为作诗而刻意搜寻。
第二是诗歌艺术上，蔡宽夫认为诗歌可以有技巧，但不能雕琢过分，尤其是因议论太过而缺乏抒情特性。对此他先批评晚唐诗人追求“苦吟”的做法，尤其是他们撇开以情感充沛、气势贯注为特点的歌行之类体裁，把力量倾注在近体诗（尤其是五律）的音律、对偶、字句上进行推敲锤炼。尽管偶有佳句，如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通过动静相衬，使境界更见幽深。但多数诗歌在全篇结构和意境上并不圆融一体，反而给人以割裂感。宋末元初的方回评：“晚唐诗多先锻炼颈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瀛奎律髓》 卷十三）先有句，后有篇，难免前后不够匀称。
此外，蔡宽夫看似反对晚唐诗人的议论之风，实则是在反对当时宋代诗坛追求技巧而忽略文意、追求议论而缺乏情感的创作倾向。例如黄庭坚“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寄黄几复》）、陈师道“九日清樽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九日寄秦观》）等，无论比喻、用典、状物、抒情、写景，都以造语的生新、句法的拗折、意象的新奇取胜，这些既形成宋诗的显著特征，也成为被人诟病的对象。后来南宋的严羽就批评：“近代诸公……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
二、先天才华与后天之功
蔡宽夫认为，追求“苦吟”的诗人本就欠缺一定的创作天分，还刻意作诗，这种写诗方式即便是日锻月炼地“吟成一个字，撚断几茎须”，最终也只能写出“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这种工整而缺乏深厚意蕴的诗句。在这里，蔡宽夫将“天分”视为写诗的决定性因素。但客观来看，承认作家在才智上有贤愚、庸俊之分，也并不否认中外文艺史上确有虽经“日锻月炼”、耗尽了心血而终未成为名家的作家、诗人。然而，后天的努力和用功也是不容忽视的。
纵观文学史上灿若群星、英名盖世的大作家、大诗人大都是经过艰苦的实践磨练才成为名家的。如果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贾岛、“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的孟郊、“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卢延让等这些被称为“苦吟派”的诗人们都没有资格跻身于“名家”行列的话，那么文学史上还确有数不胜数的艺术泰斗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受过“日锻月炼"的“用功"之苦，就被革除“名家”的头衔。
如诗圣杜甫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但他做诗也常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他也有为“耽佳句”而惨淡经营的事后。又如白居易六岁学诗，九岁谙熟音律，不可谓天分不高。然而他并不是全凭天资聪颖成为名家的，而是从小就发愤苦读，他的用功之苦，也不逊于孟郊、贾岛这些“苦吟”诗人。因此，对于先天才华与后天用功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提出的观点更为全面合理：作家先天的“才”“气”和后天的“学”“习”都对作家创作有影响，二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某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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