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辽石化--语文-模块一(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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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树立文字自信,讲好汉字故事,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其中以消除“汉字繁难论”和“汉字落后论”的影响尤为重要和紧迫。 ②第一,汉字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智慧的基因符号,要讲好汉字文化自信故事。汉字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汉字维系着中国各民族的融合与团结、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是中华文明最深层的基因,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巨大向心力和中华文化的持久影响力。汉字形体构造客观记录和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中华民族智慧及认知方式,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夏商周的历史和文化,先秦经典和诸子百家学说,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正是通过千年未绝的汉字媒介传承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傲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符号。 ③汉字的使用不仅限于中国境内,而且很早就走出国门,远播日韩等国,成为这些国家使用了数千年的通用文字,形成影响深远的“汉字文化圈”,为孕育、创造、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和东方智慧立下功勋。韩国和日本每年都举办年度成语和年度汉字活动,通过盛大的仪式来传承汉字文化。今年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日本民众送来的抗疫物资包装箱上用汉字书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生动诠释了危难时刻人类命运与共、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智慧和愿景。 ④第二,汉字是文字类型独特而珍稀的样本,要讲好汉字学术学理故事。文字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类型差异。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索绪尔把世界文字划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型。索绪尔之所以声明自己的结论只限于以希腊字母为原型的表音文字,并明确说明把对汉字和汉语的讨论摒除在他的普通语言学之外,是因为这位语言学大师敏锐地发现汉字在世界文字体系中的独特性:“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 ⑤我们可以列举出汉字的很多独特性: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自源性文字和唯一的表意文字,而所有拼音文字都是他源性文字;汉字是在纵横两个向度展开的二维方块图形,而拼音文字是线性展开的一维声音符号;汉字书写不需要词间空格,但拼音文字书写时需要用空格把单词分隔开来;每个汉字都是音形义三个维度的综合体,拼音文字中组词造句的显性标记都是通过“字”这种载体用隐性的方式来表征;字母文字书写只有字体变化,只有汉语书写可以升华为书法艺术,等等。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和语言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汉字的认知加工有不同于拼音语言加工的脑机制。在汉字加工时激活的脑区,与加工拼音文字时激活的脑区不同,母语为汉语的人和母语为拼音语言的人在脑的形态结构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⑥遗憾的是,因为世界主流语言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对印欧语言的描写和解释基础之上,文字并非这些语言主要关注的对象,其语言学理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学,与文字学最为接近的ORTHOGRAPHY(正字法),仅仅是对拼音文字拼写规则或书写规范的规定,并非一个学科,与汉语的文学并无可比性,因此,汉字在文字类型学上的重要独特性价值被严重低估。 ⑦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从汉字文字学的视角对西方学者在语言和文字关系以及汉字性质的认识上提出疑问,但尚不足以从学理上纠正长期以来对汉字形成的“繁难”和“落后”的偏见。无论在汉字文字学还是文字类型学研究方面,中国学人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致力于建构文字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揭示被拼音文字遮蔽的汉字之迷,通过学术研究成果向世界展示汉字的独特魅力,树立汉字文化自信,向全世界讲好汉字故事。 (选自《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8日)【缺少答案,请补充】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着,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这篇作品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又问他:“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他答曰: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渔父和屈原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辩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缺少答案,请补充】
低期待值。揭开快综艺热闹的表象,是意义的虚无和文化的空洞。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受众的审美诉求开始转向审美意蕴与文化底蕴皆具的国风节目。 接受美学认为所有的作品都存在未定性和空白点,正是这些未定性和空白点,为读者留下想象、丰富和补充的余地,促使读者参与对作品形象的再创造,也激励着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召唤结构便是指上述的未定性和空白点。召唤结构存在的意义便是激发受众的接触兴趣,激励他们解读作品,完成作品的意义生产。国风节目的题材与呈现形式是其召唤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对于观众来说,国风节目的叙事文本具有陌生感。受众在生活中与国风元素接触较少,并且诸如民乐、京剧等国风元素的庞大知识体系加大了受众的理解难度。国风题材的陌生感跳脱出了受众熟悉的日常视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受众对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并以亲身实践填补作品空白。另一方面,国风节目的创新表达又赋予了节目表现形式上的陌生感,进一步激发了受众的好奇心和参与欲。如《典籍里的中国》大胆创新传统戏剧的表演舞台,通过三个表演舞台、270度环屏设计以及连通舞台的时空甬道,使场景变化更为灵活,也营造了与现实世界产生区隔的时空陌生感。但是,在创作中也需要把握好陌生化的度,过多的陌生化内容极易导致受众心生排斥。 (摘编自张诚《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国风综艺节目》)【缺少答案,请补充】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朝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元明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庶民同罪。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